谁在续写华强北?还是手机

六七十公分的柜台,一个收款二维码,一张灵巧的嘴,市场一开张,一天生意拉开帷幕。这是华强北的常态,在嘈杂而热情洋溢的氛围中,追赶着一次次掘金浪潮。

突如其来的疫情,收回了所有喧嚣,整个华强北的客流、信息流、物流、上下游供应链,都被拉入减速状态。

3 月上旬,市场陆续开市,武青还是很少去柜台做生意, 市场对商户和客户的进入限制都很严格,客流可能只有之前的 1%~2%,而开店率也只有 1/3。

武青所在的飞扬市场是华强北最热闹的二手手机市场之一。1 楼 ~3 楼做电子零部件生意,4 楼做苹果二手手机的整机交易,人流量最大、租金最贵。很多采购商往往是直奔 4 楼看货拿货。

去年,3 楼也被改造成整机交易市场,武青的柜台便在此,这本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今年春节前,武青特意备了三四百台二手机,这个数字相对保守,但比平时的备货量高出不少。在行情好的时候,这样的库存,三、五天就能卖完。现在,估计还得再卖一个月。

问题不仅仅出在线下市场没有开业、缺少客源上,二手手机交易链条中的手机质检、维修等工作都在影响着销售,武青举例, 比如我要换个屏幕,但是相应的服务商没开业,尽管有客户,我这手机也没法卖出去。

在华强北,像武青这样的商家成千上万,与整个市场构成的网络共同呼吸。他们坐在一个个不超过 1 平方米的柜台里,付着每月 6000 元 ~8000 元的租金,卖力地做着生意。

这里承载了无数人的淘金梦,但随着 山寨 等标签的烙印,曾经的辉煌正在慢慢淡去,有的商家转型做起美妆生意,也追逐过电子烟的风口,但依然有一群人守着华强北的电子基因,在这片市场中徘徊、坚持。

武青不确定疫情会造成多大的冲击,但他确信,一方柜台已经不能支撑全部的生意,必须去寻找更多的渠道、完成线上转型才能应对更大的风暴。与此同时,庞大而冗杂的二手手机产业,正在疫情的催化下,加速进行着产业的标准化、信息化。

华强北的市场目前大约复工了 3/4,部分市场的开市直接推迟到了 4 月份,一些市场还为商家在华强北 900 米的中轴线上,搭起了临时的帐篷作为交易场所。

下午 2 点以后是华强北最热闹的时候,这个热闹一直持续到晚上 7、8 点。但从目前的复工来看,部分市场每天只开放 3、4 个小时,供商户去市场取货。

对我们来说,现在即便开市了,线下市场的作用也不大。不仅是销售渠道不稳定,现在进货渠道也不是很稳定,这两个不稳定导致一些配件、售后、质检等各方面都不太稳定。 武青对表示。

以往,线下的场景能够为他带来一半的新客户,但最近 2 个月来,只能通过社交平台去做老客户的维系。

武青做二手手机生意,属于子承父业,在外兜兜转转一圈后,发现还是华强北这个地方最有想象力。

有媒体曾经报道,在华强北最风光的日子里,1 平方米的柜台租金达到 30 万元,而一张商铺申请登记表可以卖出 5 万元的价格。在华强北 1.45 平方公里的地盘上,孕育了至少 50 万个亿万富翁,腾讯、神州电脑等企业都曾在此发芽。

最热闹的时候,30 多个电子市场的 4 万商户,一天就要接待 70 万人次。全国的二手手机在这里聚集,又从这里发往各地,从手机起步,逐步形成手机等电子产品的全产业网络。

武青租档口做生意,一晃三四年过去了。他的生意算不上太好,在市场里属于中档水平,平均每天能卖出去二三十台机子,对于单价四五千的高端机型,每台的利润接近 100 元,而低端机型,一台只能赚 30、50 元。碰上好时候,也会遇到一笔订单下上百台的大客户,差的时候一天个位数的成交也不稀奇。现在,就徘徊在最差的时候。

飞扬市场 200 米开外,是长城市场,主营二手安卓手机,两者是华强北最具代表性的二手手机市场。

程涵的柜台就在此,开市,意味着生意的流转,他们每天被允许进入档口一次。虽然每天的手机出货量只有二三十台,相当于原来的一半,但成交量完全依靠柜台的线下流量来完成。

我们生意比较小,损失相对是可控的,市场还有些免租政策。我们的柜台租金每月 3000 元,虽然现在经营不太好,但是每天的营业是可以支撑交租金的。 程涵依然乐观。

庆幸的是,他没有备太多的库存,手上的货一般在 100 台左右。这也是华强北很多小商户的习惯, 不敢一下子要太多货,怕吃不下去。

大商户却不得不面对库存问题,郭铭每天的出货量在 1000 台左右,同样在长城市场经营安卓机。以每台二手机 500 元的均价估算,手上备五六千台库存,就需要超过 250 万元。

在华强北摸爬滚打近 20 年,郭铭已经在市场有了 2 家门店,还在写字楼里租了办公室,用来做产品的质检、售后、发货等工作。每月的租金总共在 5 万元左右,加上 20 人左右的用工规模,郭铭每个月需要支付的硬性成本就有 10 多万。

对于我们做二手机生意来说,一旦有新机发布、行业调价,就意味着手上的存货全部掉价,这是我们最难的时候。比如 1000 块钱一台拿过来,缩水到 300、500 块都有可能,这是硬生生的亏。 郭铭提到,但是疫情带来的影响比任何一次调价都大。

目前郭铭的生意已经形成线 多年的店,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客户群体,门店的作用也是个天然流量,让客源不断地更新,产生拓客。

疫情下我们只能做老客生意,不用去门店,总的出货量下降了 20%~30%。 郭铭说。

不管是坐在 1 平方米的逼仄柜台,每天出货 20 多台手机;还是在独立办公室里运筹,每天能出货 1000 台以上,都有自己的平衡。

在这份平衡之下,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在盘根错节的市场关系上卖货、找货。一部手机、一个零部件,他们一通电话、窜个场子就能找到,关键看客户在谁的手上。他们在自己的利益链条上,做上下游的协同与资源整合调配。

疫情爆发以来,武青直接面对的是供需两侧的不平衡。有些客户要的机型他手上没有,即便有,可能会存在一些问题不能直接卖,比如屏幕、电池的问题,需要去做一些维修处理,更换配件,但是维修更换的服务商还没有上班,这台手机就不能卖,于是导致整个销售的不畅。

在这个协同的网络之外,每个商家的自负盈亏正面临着失衡。原先固定成本下,手机的出货量和利润构成了整个生意盘。但在疫情冲击中,商户的成本不变,整体交易量下降,经营的平衡因此打破。

在回收宝高级副总裁熊洲看来,这样一个失衡的情况,可能会倒逼着整个二手行业商家去走更加精细化运营的一个方向,或者去建立更多渠道,线上加线下,增加自己整个业务的风控能力。

作为成长于深圳的一个手机数码回收平台,回收宝是很多华强北商户的供货渠道,同时也是出货渠道。回收宝本身面向 C 端用户回收二手手机,再进行分类,10% 的高品质产品直接出售给 C 端消费者,5% 的功能机直接做环保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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