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线拿什么留住年轻人

她坐在流水线旁,将点状的胶和条状的胶粘在一块背板上,粘完近280块,可得到日薪297元。

一个月后,简花花放弃了这份工作,回到校园继续学业。她说,自己可能不会再回工厂了。

这不是一个年轻人的选择。面对制造业的招工困难,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中,全国人大代表张兴海“鼓励年轻人少送外卖,多进工厂”的建议登上某社交平台的线万次讨论——多数参与的网友表示反对。

简花花每天戴这顶帽子超过11个小时。为此,她得把披肩发扎成“丸子”,塞进帽子里。早上7点她汇入宿舍区排队的人流,等待厂车运送他们进入工厂。身高1.56米的简花花站在长长的队伍中,感觉自己快被淹没。

这家工厂生产音箱,简花花将自己的活儿称为“贴面条”和“点豆豆”,用10分钟就能学会。事实上,任何一个满足招工条件——18-50岁、四肢健全、手指没有残缺、认识26个英文字母的人,都能掌握。工人只需要“像一部机器一样,一直做,一直做”。

简花花有个漂亮工友,“高级脸、长睫毛大眼睛、脸好光滑”,也戴着那顶黄帽子,但每天都化妆。简花花知道她是1999年出生,在这里工作了3年。“她怎么会待那么久,太无聊了,像要在那个地方静静枯萎。”

为防止零件丢失,工厂要求工人下班后排队过安检。女士穿着的内衣,有些使用金属搭扣,会触发报警。最初, 简花花听一位大姐建议,反手捂住后背两块肩胛骨之间的位置,报警器还是响了。

她站到一边,尴尬地等所有人走过去。女安检员又扫了她一遍,警报又响了。这种情形显然并不独特,简花花刚想解释,女安检员便说:“走吧,下次换没金属的内衣。”

18岁的河南人陈奇,已经四进四出同一家生产电脑内存条的工厂。他装卸过货物,清点过产品,目的只有一个,赚钱。

在换上4XL码的工服和45码的静电鞋之前,这位身高1.98米的年轻人差不多每天有两个小时穿着球衣。他的爱好和梦想都是打篮球,但家里经济拮据,需要他打工补贴。

坐在车间里,陈奇的身高并不醒目,他的主要工作是清点刚生产出的内存条,将数字登入电脑系统。

流水线上,产品数量是时间的尺度。简花花会抓住每一次上厕所的机会,在路过“技术工位”时凑近电脑屏幕,看看几点了。她常为此感到失落,“以为已经过了两小时,没想到才过20分钟”。

厂房有足球场大,却没有一扇窗户。工人吃饭和工作在同一栋楼里,早上进去,晚上出来。厂里的灯光从早亮到晚,外面的晴雨昼夜,里面很难感知。

“进去一趟,出来一趟,突然就结束了。”简花花用了整整一天时间完成了限定的工作量,却又好像什么也没干。“没什么意义。总觉得要有点收获,才算干了一件事。”

说起来,简花花也没期待在厂里学到什么,只想挣点钱,拿去学车。她曾和父亲提过考驾照,但“他说女孩子不需要学开车”。

简花花的哥哥读大二时就不再花家里的钱,她也到了这个年纪。父母疼爱成绩好的哥哥,她就想努力读书;父母夸奖经济独立的哥哥,她也在假期去打工。

陈奇的理由更直接。他4岁父母离异,跟着母亲生活。如今60多岁的母亲患有肝硬化,每月的药费就得2000多元。家里要还债、还房贷,陈奇觉得自己需要负担。

面对这样的现实,陈奇已经顾不上篮球梦。需要钱,就去工厂里打工。他只在睡不着的夜晚,悄悄幻想,自己忽然被球探或职业教练发现。

生活中,发现他的人是一家电子厂的经理。他在厂房里注意到这个大个子男孩,让他参加厂里的篮球赛。后来,陈奇帮厂区战胜了7支球队,赢得总冠军,但他不是场上的“MVP(最具价值球员)”。

因为在赛场上,陈奇把所有可以自己投的球,都传给了“领导”,理由是“以后请假容易一点”。

他喜欢已故篮球明星科比“对胜利的偏执”,认为那是竞技体育最大的魅力。但他更想拥有老员工才有的请假权利,通常情况下,作为短期工,他请假只能算旷工,“拿不到当天的工资,还要再扣两百元钱”。

16岁第一次进厂,陈奇就知道这套法则管用。他买了两条70元的本地香烟,带给厂里管人事分配的“老乡”,得到了一份相对清闲的工作。没有噪音,没有刺鼻气味,不用整日把手泡在水里,也不需要紧跟流水线小时的工作中,六成的时间是空闲的。

他能处理好人际关系,能设法减轻工作量,但在他看来,自己最大限度的这些努力,也仅仅是在“混日子”。

“长时间做一样的事,每天生活也一样。时间久了,只想混日子、领工钱,混日子、领工钱。”陈奇感到沮丧,看不到未来。

在他看来,“钱”是像他一样的流水线普工忍受现状的理由。在厂里,几乎没人是为了追求“发展”。陈奇看到,大多数年轻人干几个月就会离开,把工资换成手机、鞋子、电脑、电动车……

在做流水线女工一个月的时间里,简花花曾被调配到7个岗位上,理线、搬箱子、贴胶布、测音质等。其中“门槛”最高的岗位,半个小时就能胜任。但这些工序是为了什么、下一步又是什么,简花花从来没弄明白过。没人告诉她一部音箱是怎样组装起来的,直到她离开工厂那天也不知道。

陈奇对其所在工厂的感受是,流水线经过研发工程师多次测试、细化、完善,普通工人既没有创新生产的能力,也没有创新进步的空间。

经济学家哈里·布雷弗曼曾指出,在流水线生产制的工厂里, “概念与执行”的分离是工厂控制劳动过程的指导原则。工人在这样的生产中“去技能化”, 变成“纯粹的机械动作的人”。陈奇“很少见过有谁把厂里的工作当成长期发展的事业”。

对这些00后厂工而言,70后汽车厂工人王钦峰和80后纺织女工王晓菲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可能很难复制。

1992年,16岁的王钦峰初中毕业,在山东潍坊一家乡镇汽车配件厂当学徒,跟老师傅学开机床。当时,只有厂长是机械专业的大学生,技术员和车间主任是高中学历,其他人是“一帮初中毕业的农村孩子”。

工作3年后,身边的同龄人陆续上了大学,王钦峰开始思考自己与这份体力劳动的未来:“到老了干不动怎么办?我想还是要学习的。”王钦峰看到技术员“脑子想什么结构和零部件,用手一画就出来了,就可以生产”,决定从机械制图开始学起。

在随后的20多年里,他与工厂一同成长。他参与设计并成功研发国内首台轮胎模专用电火花机床,又破解了电火花机床烧结的问题,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所在的汽车配件厂也转型成为有实力的现代化企业。

2003年,王晓菲18岁,从纺织技校毕业,进入山东德州一家棉纺织厂,成为一名细纱挡车工。当时她上8小时班,可以休息24小时。她的职责是“把粗纱纺织成细纱”,并及时接换在纺织过程中断头的线。

后来回忆时,王晓菲说自己是被一条横幅激发了事业心。它挂在厂区入口处醒目的位置,上面写着,“向全国劳动模范段月英同志学习”。

在王晓菲心里,段月英和自己有相似的起点,工种也一样。因为工作勤恳、技术熟练,参加操作技术比赛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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