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的海珠区，广州塔灯火辉煌。相比城市夜间中的五光十色，四五公里外，康鹭城中村的繁华是由白炽灯组成的：一间间小制衣厂正赶制着凌晨即将运出的服装，它们将被连夜送至广州十三行、沙河等服装档口。
这是广州最著名的制衣村，一平方公里的片区内聚集了超十万人口，其中有八成以上来自湖北。“小单快返”的加工方式让这里一度成为广州制衣业的神话，有小制衣厂老板曾年入百万，不到五年便在广州买了房。对于这些湖北同乡而言，这里是理想的“淘金地”：从制衣工起步，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制衣厂老板，“只要努力，就能挣到钱”。
“康鹭速度”曾在去年10月按下暂停键，海珠作为广州疫情最严重的区域，感染者大多分布在人口、房屋高度密集的康鹭片区。12月1日，康鹭片区解封，但城中村治理问题在疫情期被进一步放大。
2023年2月，一纸拆违通知将许多小制衣厂老板从“淘金梦”中拉回现实。在拆违过程中，有人一夜之间从老板重新做回零工，焦虑和不安在小老板们之间传递，“现在只拆顶层，不知道以后会不会都拆了”。对于康鹭片区城中村的改造，近些年他们听到的传闻不断，而这次拆违，或许是这些在广州服装纺织行业浪潮中沉浮的人，经历的第一次“退潮”。
“自3月1日起，康鹭片区集体物业所有顶楼非混凝土结构的临建不再出租并立即拆除，请租户做好随时搬迁的准备。”今年2月12日，接到拆违通知那天，制衣厂老板王芳正和厂里的工人们一起给雪纺衬衣钉上扣子。
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是广州最大的制衣村。康鹭临近中大布匹市场，在这一平方公里的区域里，像王芳开办的这种小型制衣厂、印花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有5200余家。它们和工人宿舍一起，分布在狭窄街道两侧简陋的“握手楼”里。
那时正值年后复工，是康鹭片区制衣厂最忙的时候，王芳的厂子新接了一批夏装订单。怕影响厂里的工人，王芳赶紧从社区的人手里把通知接过来，收进抽屉。
这间150平米的厂房，是王芳和丈夫在2016年末买下的。制衣厂老板口中的“买厂”，实际是承租厂房并支付转让费，“给上一个老板几十万，接手他的厂和机器，之后每个月还要给房东付房租”，王芳说。
1993年，第一批服装加工厂入驻鹭江村，租下本地居民民宅作厂房，此后制衣厂在鹭江、康乐遍地开花。随着制衣厂的增多，当地村民开始加建楼层以获取更多租金。
加建的楼层多采用铁皮为顶，相较于原有楼层，顶层的“铁皮房”格局开阔，能摆下更多机器，房租和转让费也更便宜。为节约成本，越来越多的老板们租下这样的铁皮房开厂。
在这次的治理计划中，“铁皮房”是首要整改对象。“如果都拆的话，至少要拆这里五分之一的厂，这里几乎每一栋的楼顶都是后加盖的，都有厂。”王芳说。
为了不耽误加工进度，王芳立刻开始找新的厂房。在康乐村一家专门张贴卖厂信息的打印店里，她看上一个康乐一社的厂房，距离她现在的厂不远，搬起来不算困难。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建在楼顶，看起来很“安全”。几乎没再对比其他卖厂信息，王芳就匆忙定下这间厂房。
康鹭片区的制衣业以“小单快返”的模式闻名。每天下午3点前后，来自各服装批发市场的客户在中大布匹市场选面料、打版，然后将布料送至片区内的制衣厂加工。
裁剪缝合、熨烫锁边、剪线打包，次日凌晨，打包好的成衣从小制衣厂运出，发往广州十三行、白马、万佳等服装批发档口。康鹭制衣以“速度快”著称，客户们从购买原料到拿到成衣，一般不会超过两天。
去年10月，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曾让这样的“康鹭速度”按下暂停键。那时海珠区疫情严重，新增感染者大多数分布在人口、房屋高度密集的康鹭片区，工人和老板们陆续被隔离、转运，整个片区被封控39天，生产交易陷入停滞。
12月1日，康鹭片区解封。王芳本以为恢复生产就在眼前，却从老乡口里听到“铁皮房”要被拆除的消息。
自去年12月起，海珠区开始逐步对城中村的违法建设进行治理。今年1月28日，海珠凤阳街道办事处发布的《致康乐鹭江居民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康乐鹭江片区正按照“拆、治、兴”要求稳步推进综合提升工作，其中包括片区人居环境治理提升、片区整体规划建设，以及片区产业形态引导等方面。
今年2月以来，康鹭片区几乎所有顶层制衣厂的老板都收到了搬迁通知。3月1日，刘利的丈夫接到社区发来的短信，要求其在3月31日前搬迁完毕，届时将给予每平方米500元的补偿。
刘利的制衣厂位于康乐一社的一栋四层小楼的顶层，不到200平米的厂房里共20来台制衣机器。三月，年前积压的订单做完后，刘利的制衣厂订单量锐减。工位没坐满，只有6个工人，负责把布料缝合成衣。刘利和丈夫也参与到制衣工序里，熨烫，锁边，剪线头，打包装，和工人们组成一条完整的制衣流水线。
这些天，刘利听到有制衣厂老板找社区哭诉：去年贷款买厂，还没开工便遇到年底疫情，“花几十万就在厂里睡了两个月”，刚准备复工，就收到要拆迁的消息。
陈敏的情况与刘利相似。她的工厂位于鹭江51号工业区的一个顶层，是一个200平米的铁皮厂。从3月1日改到4月1日，最后落实到5月1日，社区给陈敏下了三次搬迁的书面通知。
三个月前，黄仁的厂子已经被拆了，那时他还在湖北老家，没接到通知。二月初，他从老家返回时，工厂的机器已落在一片废墟里。他是第一批被拆厂的租户。
2019年，黄仁全家一起凑了60万，从熟人手中接来了这个300平米的铁皮制衣厂。生意好时，厂里有10个固定工人，偶尔还需再招一些散工。制衣厂是全家的心血，他将湖北天门的父母妻儿接来广州，一起打理生意。
“刚开始零零散散拆了几家，（我）以为只是走一个形式，没想到这次都要拆。”他连夜卖掉厂里50台制衣机器，当初花了近20万购置的机器，只卖了不到5万，“像卖白菜一样”。
厂子没了，他打电话告诉妻子不用过来了，自己先留在康乐附近的大塘村做散工，顺便观望一下行情。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再做回老板。
3月5日凌晨12点，他收到了那一天的薪水，340元，他在微信上继续问老板，“明天还有活儿吗？”
早上8点，鹭江南约大街上挤满人群和电动车。工人们侧身在人群中穿行，交警站在街的尽头，用喇叭督促着街口的车和人，提醒人群不要逗留。
这里是康鹭片区的招工大街，每天早上，制衣厂的老板在此招工，散工们聚集于此，寻找一天的生计。
订单多、缺人手时，王芳也会去街上招散工。和这里大多数小老板一样，她也是从制衣工开始，一步步开起了自己的厂。
老家在湖北天门，家里一亩五分薄地难以维持生计。2004年，16岁的王芳去武汉一个制衣厂当学徒，希望学个手艺。2005年，在亲戚的带领下，王芳和几个同龄姐妹来到广州康乐村，在堂嫂厂里当制衣工。那时，康乐村的房子只有一两层，村里很多地方还是农田。
2005年，广州纺织业因外贸出口权的放开获得巨大发展空间。同年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