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指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要通过文物发掘、研究保护工作，更好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为我们保存了3000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成立于1958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承担着殷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多年来，一代古人筚路蓝缕，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不断作出新贡献。
日前，本报记者多次探访社科院考古所安阳工作站，了解殷墟洹北商城文物发掘情况，记录从出土、修复、保存到展出的全过程，展现考古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默默奉献精神。
从配合基建的被动发掘向主动精细化发掘转变，殷墟洹北商城发掘已持续20多年
“这里有大量陶片。”在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殷墟洹北商城发掘现场，蹲在探方里的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正在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清理陶片周边的土层。
不一会儿，几块堆叠在一起的陶片冒出了头，何毓灵用毛刷轻轻扫去陶片上的泥土，陶片的底色渐渐显露出来。何毓灵拿出相机，从多个角度拍摄陶片，作为陶片出土前的存档。随后，何毓灵与助手将陶片按顺序从泥土中取出，放入保存袋里，带回地面上。
洹北商城位于殷墟保护区东北部，是商代中期都城遗址，其勘探与发掘工作已持续20多年。从历年发掘出土的遗迹与文物可知，这里可能是当时的王室手工业区，主要从事铸铜、制骨与制陶等。
整个手工业区面积达8万平方米，何毓灵工作的范围约为600平方米。其有6个10米×10米的单元，便于进行精细化发掘，这些单元被称为探方。
“这些陶片有相同的绳纹，可能来源于同一个器物。”何毓灵轻轻地拿着陶片仔细观察，“看这一块儿，有一个尖细的足根，很可能是一个陶鬲。”陶鬲是商代时期常见的炊煮器皿，大约4000年前就已经定型，是考古学家判断年代的标准器物。
“类别：陶片；数量：20片；出土地点：2020NEK……”何毓灵拿出标签纸，标注上这批陶片的出土信息，并为每一块陶片进行编号。“编号就是它们的‘身份证’，以便于后期修复和保存。”随后，他将把陶片带回工作站，交由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修复。
何毓灵已从事殷墟考古工作24年了，他介绍，“目前，安阳工作站的工作重点是洹北商城遗址和殷墟王陵遗址，以及配合基建的考古。2014年洹北商城重启发掘工作以来，发现了料礓石夯土平台、青铜冶炼与浇铸区、废料集中填埋区等功能区，填补了商代中期手工业考古的空白。”
“殷墟正处于从配合基建的被动发掘到主动精细化发掘的转变，这需要多学科配合和大量专业技术人员。”何毓灵说，如今，考古专业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每年还有不少考古专业的大学生来实习。目前，安阳工作站正在与山东大学的靳桂云团队合作，从土壤结构入手，对洹北商城遗址进行环境分析。
从探方中出土的20块陶片，摆放在了文物修复师孟军的办公桌上。孟军用清水和毛刷清理陶片上的泥土与杂质，然后依次摆开晾晒。“这些陶片能不能组成一件文物？是不是一件陶鬲？”孟军带着这些疑问开始了修复工作。
文物修复是个精细活儿，安阳工作站研究员牛世山介绍，安阳工作站共有10多名文物修复师，平均每年大约修复200件文物。“不同类型文物的修复难点各有不同。”牛世山说，“修复一件普通陶器需要两到三天时间，难点在于找准拼对的方法。修复一片甲骨或一件青铜器则需更长时间。甲骨薄脆，修复师会把橡皮泥粘贴在甲骨背面做支撑；青铜器还原颜色很难，一代代修复师接续探索，才找到用矿粉、漆片、乙醇等原料调制的比例……”
陶片晾晒后，孟军根据质地、颜色和纹饰将其分类。然后，她拿起一块较大的陶片，观察边缘裂痕走向，尝试与另一块陶片的边缘对接。
“这两块最大的陶片正好能对上！”孟军一边在陶片边缘处涂抹胶水，一边说，“拼接陶片就像拼图一样，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
将几个较大的陶片拼接黏合后，孟军找出几块底部较为尖锐的碎片，拼接出三个腿，“可以判断出是一个陶鬲。”经过一天的努力，孟军拼接黏合出了一个三足陶鬲。
粘黏好的陶鬲上还有几个窟窿。第二天一早，孟军在泥土中倒入清水，不停搅拌，把泥土和到均匀黏稠的状态。随后，孟军将泥土补充在粘贴完成后的陶鬲缺口处。古人制作陶器成型后，为使其坚固耐用，以表面缠有绳子的木制或陶制拍子拍打其外壁，所留下的印迹称为绳纹。孟军根据陶鬲上绳纹的宽度，选取直径相近的绳子缠绕到一根小木棍上，沿着陶鬲上绳纹的走向用小木棍在泥土上擀出绳纹。然后，她再将一层石膏均匀地覆盖在泥土之上，放于阴凉处晾晒。
一小时后，第一层石膏晾干，孟军将泥土掏出，在晾干的石膏内面涂抹上一层肥皂，作为分层；随后在上面铺第二层石膏。半小时后，孟军用橡胶锤把第一层石膏敲掉，第二层石膏则完整地填补了陶鬲缺口。最后，孟军用泥土搓出泥条，以泥浆黏附于陶鬲外壁，与陶器上原有的泥条纹路进行衔接，复原出附加堆纹原貌，一件陶鬲便基本修复完成。
牛世山说：“陶器修复需要的时间不算很长，主要是拼对过程比较耗费时间。青铜器修复则复杂得多，要先设计修复方案，再选择合适的金属料配比，之后进行粘接，后期还要经过打磨新茬、做旧等工序，往往要耗时几个月。如果是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工作站会集中力量开展修复工作。”
为文物绘图前，刘晓珍总要先花一段时间观察它，“把它的样貌印在心里，下笔时才会更有把握。”
刘晓珍1986年开始从事文物绘图工作，她的桌子上摆满了各式铅笔和测量工具，两把直尺摆成一个坐标系。刘晓珍将陶鬲摆放在坐标系中间，对齐卡尺，开始测量记录陶鬲的各项数据。
“通高27.7厘米、口径26.5厘米……”刘晓珍把每个数据都记录下来，“器物往往不是完全对称的，所以每个数据对准确绘图都非常重要。”随后，她拿起铅笔，开始在稿纸上勾勒线条。
正视图、俯视图、侧视图，经过两天的精细描绘，绘图顺利完成，刘晓珍将画图归档。
如果说绘图工作主要保存的是文物的轮廓外观，那么拓片工作的重点则是记录文物表面上的文字和图形。
“拓片就是将文物上的图形、文字等内容拓在纸上。”何海慧已从事了30多年拓片工作，只见她把宣纸轻轻敷在陶鬲上，然后向陶鬲上喷水，宣纸便吸附在绳纹上。“以前我用的是白芨兑水，吸附效果好，但白芨中可能含有伤害文物的成分。后来我们试了很多材料，最后选择了蒸馏水，效果好又不伤害文物。”
先用毛笔轻摩，再用蓬松棉按压，宣纸上的纹路逐渐凸显……她拿出一根细针。“纹路的沟壑会造成微小的空隙，用细针可以把空气压出。”何海慧把一块布料攥成团，沾一点墨水，随着墨水不断渗入，宣纸上出现绳纹的模样。随后，她在宣纸上附一层塑料薄膜，用棕墩反复压实。半小时后，何海慧揭开薄膜，取下宣纸，波浪般的黑色粗绳纹路清晰可见。
“粗绳纹在陶器中很常见，具有增加受热面积的功能。我们将绳纹拓下。